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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  1961年2月的岭南仍旧料峭。清晨六点多，与王光美背着小竹篮，沿着从化温泉镇后的山坡弯弯折折地往上爬。山风卷着湿润的雾气，脚下的枯草被踩得簌簌作响，二人蹲下身，一棵棵翻找刚钻出地上的灰灰菜和马齿苋。


	


	  这幅画面后来被警卫员用相机定格。胶片上的景象，说朴素也算朴素，说震慑也真震慑——那一年，全国还处在1959—1962年的严重困难期，许多当地一整家人只靠红薯藤和糠菜糊糊熬日子，人也不破例。


	  前一年秋末，北京专门召开了一次口粮自报会。写26斤，周恩来写24斤，朱德相同26斤。轮到，他只写了18斤，笔迹细微，简直贴着表格的底线。周围的工作人员低声提示：“数额太少，对身体吃不消。”摆了摆手：“目标高了，下面更难开口。”短短一句，让屋里再无贰言。


	  定量一落地，机关食堂马上变着法子省粮。炊事班把玉米面掺进榆钱、槐花，再撒把苏子叶，蒸出的窝头看着个大，真咬下去却满嘴纤维。主席也跟着硬扛。他有七个月没碰过肉，连鸡蛋都戒掉。李讷放假回来，伙房想加道红烧肉，“不可，她是学生，该什么规范就什么规范。”口气安静，却透出不容商议的坚决。


	  这种带头给底层吃了定心丸。辽宁、安徽、河南的干部下乡时，常常带着窝头就一碗开水；有人说“北京紧缩得更狠”，便再没了诉苦。正由于如此，下到广东从化调查时，与社员同灶同锅毫无违和感——调研第一天，他重复诘问的是“咱们每天能吃几两米”，而不是产值或计划数字。


	  当晚回到住处，他和王光美商议：“明儿一早去山上看看能不能找到野菜。”王光美允许：“社员怎样过，咱们就怎样过。”两人说完各自泡脚，连夜让秘书借来竹篮和小铁铲。第二天清晨，山坡上便呈现了首领夫妻的蹲影，警卫员在一旁帮助辨认可食植物，偶然笑着说“这棵太小藏着下次”，空气里混杂着泥土、霜气与略显为难的轻松。


	  其实，对贫苦并不生疏。早年在井冈山时，他把三个年幼的孩子寄养在大众家，一待便是好几年。有人替他仗义执言，他只说：“大众的孩子先过好，咱们的孩子才有出路。”这样的话听着生冷，却道尽一名布衣身世的革命者对公正的灵敏。


	  困难时期，他坚持让孩子过夜校园。给校长的信缺乏百字：“同吃同住同规范，不得特殊照顾。”没有官样文章的陈说，也没有一丝商议余地。校园的白叟回想，那些年午饭只要玉米面窝头和萝卜丝咸菜，刘家几个孩子与同学排在同一队，相同的铁勺，相同的铝饭盒。


	


	  日子窘迫，也逼出许多令人侧目的干劲。国务院打字员说到，自己体重掉了十几斤，却能一天敲上万字文件，“由于知道每一张纸都来之不易”。这种精气神，正是困难年月淬炼出的隐性财富。


	  1962年春麦返青，国家粮食局势稍有好转。供给局拟定新的调剂计划，在指示栏写道：“大众优先，学生第二，机关最终。”短短十二个字，没有剩余润饰，却明晰标明晰先后次第。


	  那卷在档案馆中略显泛黄的底片，定格了两位国家领导人蹲在荒坡上掐野菜的瞬间。它没有庞大的标语，也没有翻天覆地的意象，却实在映照出领导干部与普通百姓患难与共的决计。相片里的一捆灰灰菜，还带着泥土；相片外的那段年月，也由于这份泥土的气味而显得分外厚重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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